[1]强世功：《惩罚与法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如下图所示： 图2 （三）信息决策作用与目的性限制 对于信息处理者、信息主体以及公众而言，信息的作用在于决策，包括即时决策和远期决策两类。利益相关方的义务主要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根据信息处理者的通知，及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21]荷兰奈梅亨大学Mireille Hildebrandt教授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ur）的理论出发，认为身份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发展而来的。注释: [1]See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2014)。[65]由此观之，以加强数据最小化、设计保护隐私等方式，虽然可以通过强化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尽量减少信息生命周期与信息价值的背离，但仍不能完全避免此种情况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对我是谁（Who am I）的拷问，其实质是我希望是谁（Who do I want to be），在存在意义上说，我是谁不是对个人现状的追问，而是对在既定限度内如何自我发展作出选择的问题。‘权利一词暗喻着某种价值判断（它预设了这个问题：什么才是需要去做的正确的事情）。
[46]第二，可供收集、处理的信息爆炸性增长。例如，即时位置信息在定位技术出现之前没有实际意义，而现在位置信息已经成为可收集和被处理的对象，并可以从中找寻人的行为轨迹甚至预判其行为模式。《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而行政法规的概念是1982年宪法第89条第1项确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时还没有行政法规的概念，而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出台后，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国务院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文件来认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属于1982年宪法第89条第1项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因此，从严格的违宪审查理论来看，三博士上书的《建议书》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视为行政法规，继而认为符合2000年《立法法》第90条第2款所规定的提请审查程序，这种法理推定是不严谨的。
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该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可以发现若干与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效力相关的制度，但无法推断出行政法规接受合宪性审查后所产生的正式法律效力。2001年出台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组织起草。
由此产生了职权立法和依据宪法的授权立法的观点。正是由于职权立法观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要求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导致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很难精确和有效地启动审查程序。
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7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作为立法原则，它要求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依据现代法治原则，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只能依据法律，进行相关的授权立法，而不能依据宪法直接立法或进行授权立法。如果上述价值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所享有的立法权可能会完全失效。
然而，这种直接将宪法作为行政法规依据的做法，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了国务院等行政部门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分享立法权。尽管宪法、立法法和有关法律法规都强调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要把这种要求落实到行政法规的规范设计上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虽然2000年《立法法》就已经把行政法规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但在实践中真正要对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就会遇到是进行合宪审查，还是合法审查，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两难困境。总的来说，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类[5] (P11)。关于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实质标准，《立法法》第3条有明确的要求。
此类抽象意义上的形式合宪要求是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原则要求，带有政策指导意义，至于说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究竟在制度上如何加以确定，需要具体的立法或实践才能判定。第3条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该条款很显然也包括了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宪法必须予以追究，虽然是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要求，但是，却对行政法规的制定行为有着潜在的影响力，至少意味着违宪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是不能逍遥法外的，需要基于法定程序予以追究。二是对行政法规的立法原则提出了合宪要求。
首先，现行宪法从根据宪法[3]、不得抵触宪法和违宪被撤销三个方面对行政法规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作出合宪、不得违宪的全方位要求。五是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中还设计了行政法规草案如果涉及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重大利益的，必须要举行听证会，接受公众的民主监督。行政法规的形式合宪标准包含了两类标准:一类是抽象和整体意义的合宪要求，例如，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作为执法原则，它要求在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时，执法机关应选择适用上位法，而不应选择适用下位法。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只有在《立法法》第65条第3款所规定的授权情形下，国务院才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规定本来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
从宪法理论上看，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因此，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行使的国家权力性质是执行权，而不是创制权，国务院不是民意机关，不能直接通过行政法规来创设基本的国家制度，只能严格执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意志，并且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实施和细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形式标准的第二类是关于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规定的，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必须由宪法规定的立法主体国务院来制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必须按照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程序进行。
由此可见，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以及《立法法》第87条第1款所规定的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要求过于抽象，很难作为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标准，即便是作为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强度标准，也存在着不确定的内涵，没有在行政法规与宪法之间建立起法律效力之间和法律价值之间的有效逻辑联系。但基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对于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需要认真地研究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的机制，特别是要对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结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有充分的法理分析和制度上的应对准备，否则，只是从法理和逻辑出发强行推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行政法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长期无法有效运行，产生法理上的可行性与实践中的不可行性之间的矛盾，损害行政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法律威信。
不能认为只要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就是行政法规，现行宪法第89条第1项还明确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发布命令和决定，所以，从制度上无法有效判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属于行政法规。《立法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由此产生了职权立法和依据宪法的授权立法的观点。现行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种对审查对象审查依据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实际中无法真正有效地启动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工作。现行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这是对行政法规合宪性前提的要求，这意味着行政法规从一开始就要考虑自身的宪法依据，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时必须要考虑行政法规的合宪性，不以合宪性为前提的行政法规是无效的，不得予以制定和通过，这就保证了宪法相对于行政法规所具有的绝对权威。
国务院自身制定的行政法规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直接法律依据，部分行政法规有合宪性的要求，另一部分则只有合法性的要求，这样的价值设计很显然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一旦国务院自身制定的行政法规发生相互冲突，像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治原则就必须让位于依据宪法制定的行政法规优于依据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这一新的立法原则。……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如果上述价值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所享有的立法权可能会完全失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国务院能够直接依据宪法来制定行政法规，那么，作为规范立法关系的立法法在价值形态上就可能面临无效的危机。
特别是对于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在何种意义上就是与宪法相抵触?不一致是否就是相抵触，立法原则保持一致是否满足于不相抵触的条件，行政法规自身的自由裁量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宪法不一致的可能等等。只有行政法规合宪，宪法的权威性才能得到有效尊重，因此，只有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落到实处，合宪性审查机制才能运行良好，合宪性审查制度才具有保证宪法实施的实质性意义。
由上可见，行政法规必须合宪，这一点在现行宪法、立法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中是非常明确的，也是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基础内容。该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行政法规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然而，这种直接将宪法作为行政法规依据的做法，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了国务院等行政部门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分享立法权。围绕着行政法规的违宪问题在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
现行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可以发现若干与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效力相关的制度，但无法推断出行政法规接受合宪性审查后所产生的正式法律效力。
由上规定可知，《立法法》第99条规定的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工作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进行，并且提请审查行政法规违宪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规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二是《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9]该文把不相抵触原则适用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两个阶段，但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不相抵触的标准。
对于行政法规草案的合宪性，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负责审查。因为宪法规定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正常情况下，属于法律规定的事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无权涉及，如果国务院随意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了本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的事项，那么，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构成了形式违宪。
